如今美国的债务规模早已突破了危险红线。最新数据显示,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经飙升至38.39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逼近100%,而每年仅债务利息支出就接近1万亿美元,几乎和美国的国防预算规模相当。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每年要先拿出一整份国防预算的钱,仅仅是偿还债务利息,连债务本金的窟窿都丝毫动不了。

最直观的影响体现在军事领域。表面上看,美军的航母、隐身战机等装备依旧亮眼,但债务压力已经改变了美军建设的内在逻辑。为了迎合军工利益集团,美国不得不优先保留这些昂贵的象征性装备,却只能在真正关乎战斗力的领域削减开支。比如在六代机研发上,美国舰载六代机项目已经被搁置,仅能拨款几千万美元维持基本运转,资金只能集中投入一个型号;而中国则是多款六代机齐头并进,形成了鲜明对比。
更深层的伤害是国防工业基础的松动。债务压力让政府在预算安排上只能采取权宜之计,导致军工生产线难以维持连续性,技术工人不断流失,零部件供应链也面临断裂风险。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军纸面上实力强劲,却在二战后没能真正打赢过几场战争,债务带来的资源错配,让其战斗力看似光鲜,实则存在诸多短板。
美国的债务危机并非一朝一夕形成,核心根源是长期的收支失衡。过去二十年来,政府支出始终大于收入,而2020年疫情后,美国为应对危机发行了4.3万亿美元国债,让财政赤字一举突破3万亿美元,债务规模呈爆炸式增长。特朗普政府推行的“大而美”法案更是雪上加霜,通过大规模减税和有限的支出削减,未来十年可能新增数万亿美元债务,进一步加剧了债务风险。

更棘手的是,削减债务对美国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美国财政赤字的主要来源是刚性支出,背后牵扯着强大的政治利益集团,没有任何总统敢真正动刀。特朗普曾喊着要削减债务,甚至设立了所谓“效率部”,结果却让债务继续攀升;他宣称通过减税促进增长、用关税增加收入来压缩赤字,实际效果却是债务创下新高。说到底,任何真正削减债务的举措都会触及庞大的利益群体,没有政治人物愿意为此付出代价。
曾经美国靠举债发展还能维持,是因为债务服务于“扩张型增长”,年轻的人口、持续上升的生产率、全球化红利,再加上美元的霸权地位,让借来的钱能投入到技术创新、产业扩张和军事霸权中,债务可以被未来的经济增长稀释。但现在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美国的增长潜力早已支撑不起如此庞大的债务。
如今新增的债务大多不再用于创造未来,而是用来维持既有支出、支付利息、填补结构性赤字,钱在体系内部循环却不产生新增能力。这就形成了“高债务—高利率—低增长”的恶性循环:财政扩张推高通胀,迫使美联储维持高利率;高利率又增加了债务利息负担和企业、个人的借贷成本,抑制投资与消费,拖累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放缓后,财政收入减少,债务压力进一步加大。

债务危机还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国际投资者对美债的信心持续下降,海外投资者持有美债的比例从十年前的34%降至目前的29%;美元的信用透支也加速了去美元化趋势,越来越多国家在双边贸易中采用本币结算。更严重的是,美国已经在三大国际主要信用评级机构中失去了最高等级的主权信用评级,凸显出市场对其财政可持续性的担忧。
这场债务危机不是短期能解决的,它反映出美国内部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如果美国不能正视自身问题,继续把精力放在渲染外部威胁上,而不是进行实质性的改革,债务的“灰犀牛”终将引发更严重的后果。对美国而言,真正的挑战不是来自外部的竞争,而是能否打破利益集团的束缚,走出债务泥潭,重新找回可持续的发展路径。否则,这笔巨额债务终将成为压垮美国霸权的最后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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